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下,如何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作为近年来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哲学理论之一,具体形上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回应。这一理论主张以具体、真实和现实的方式把握现实世界,反对哲学走向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思辨,倡导在人的具体活动中理解存在,寻求形上与形下的内在贯通,从而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局限的超越。“具体形上学”所提出的“以道观之”“以事观之”和“以人观之”等理论视域,体现了哲学反思与知识建构所应具备的多重进路。面对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深刻挑战,只有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扎根于中国现实,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进一步看,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超越对西方哲学的简单依附,确立理论的自觉意识与原创品格,同时也应积极汲取西方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促成其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融合与会通。
摘要:党的自我革命概念,发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早期探索,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整风整党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内教育等实践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被正式提出并丰富发展,实现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体系的飞跃,成为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标识性概念。自我革命的核心要义包括:是党最鲜明品格的本质属性、“四个自我”的实践路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以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凸显了历史生成性、实践导向性、体系开放性、方法科学性等鲜明特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理论、提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引、贡献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中国智慧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价值。
摘要:1931年,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红色根据地的局部执政。概括和提炼基层治理机制有助于从宏观层面理解中央苏区基层治理的全貌与逻辑。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思想、权力、组织、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中央苏区进行多维度嵌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苏维埃政府与中央苏区群团组织之间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在战时状态与资源极端匮乏的严峻条件下,中央苏区基层治理呈现出“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合理嵌入以及之后形成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共进保证了中央苏区基层治理的效能。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和“嵌入一协同”的研究理路揭示了中央苏区基层治理机制的普遍意义和基本逻辑。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条件下,中央苏区基层治理无论是建设还是战争准备都取得了卓著成效,这蕴含着对当今基层治理具有重要启示的一般性规律与智慧。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同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完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体系与机制。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投资呈现“投资火热、产出滞后”的生产率悖论,其根源在于技术投资与人才投资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本文构建“演进—配置—协同驱动”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AI投资中技术与人才双轮驱动的内在机制。从演进维度看,当前AI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积累向价值释放过渡的关键转折区间,技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而人才投资战略价值凸显,投资重心需即时向应用端迁移。从配置维度看,AI技术投资呈现“基础设施层—模型平台层—应用服务层”的三层分化格局,不同层级对人才类型具有差异化需求。从协同驱动维度看,技术与人才通过知识耦合、正反馈循环与需求引致三重机制形成双向互构关系,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动态耦合构成价值倍增效应的深层驱动力。研究表明,破解AI生产率悼论的关键在于实现技术投资与人才投资的系统性匹配,推动从“重技术、轻人才”向“技术与人才并重”的战略转型。
摘要:建设海南自贸港是国家探索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重大战略。海南围绕“三度一色”地域优势与开放型制度政策优势托举推进“五向图强”产业创新发展,是基于“流空间”理论探索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路径的重要实践。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与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交汇点,海南自贸港应围绕“开放型制度优势—主导产业多链融合—产业生态位跃迁”持续引“流”、聚“流”、以“流”塑型,实现三重空间尺度下“一体化产业生态—区域功能性平台—离岸型制度接口”战略定位。这既是海南化解场域空间视限下主导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加速推进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和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亦是突破岛屿型经济桎梏,为我国提供了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的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范本。
摘要:企业数字创新需求日益上升,但目前学界对企业数字创新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厘清数字创新概念内涵,进而构建企业数字创新关系模型,通过影响数字创新前因变量,有助于增进企业数字创新产出。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对数字创新基本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界定,进而构建企业数字创新关系模型,据此探析企业数字创新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得出相应的管理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创新关系模型中,企业数字创新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创新主体、资源禀赋及外部环境等;结果变量主要包括数字化产品、服务和数字化商业模式等;企业内部的创新主体、资源禀赋以及企业外部环境等共同影响企业数字创新,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和数字化商业模式等是企业数字创新结果。该模型的管理启示在于,以数字创新结果为导向强化内外部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创新,管理层和员工对企业数字创新积极支持参与、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等资源禀赋及利用外部环境中的机会为企业管理创新赋能。
摘要:保证金担保所具有的灵活便捷优势使其成为市场交易中的重要担保类型,为保障担保功能的有效发挥,保证金担保权设立规则需要予以妥当解释和适用。保证金担保的性质定位经历了从动产质押到非典型担保的演变,但在担保权设立要件上,目前的司法实践和理论解释仍基于质押逻辑予以理解和适用。这进一步导致保证金担保作为非典型担保的性质定位出现名实不符的问题,也未能解决担保权设立规则与市场实践之间的张力冲突。为此,应当在货币法视角下予以理论廓清。根据存款货币归属和流通的基本原理,作为保证金担保权客体的存款货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体现为以账户为载体的综合性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保证金担保权设立规则的再解释,需要以保证金账户为核心,分别确立以账户和额度计量为框定的权利范围要件、以最低额限额管理为核心的权利变动要件和以账户信息外观化为标准的权利公示方式,从而使保证金担保在尊重货币法原理的同时回归其非典型担保的定位。
摘要:婚恋纠纷敲诈勒索罪的认定,需立足法秩序统一原理与构成要件的场景化解释,借助类型化审查实现精准裁判:既要避免将民事财产纠纷不当刑事化,又要确保以情感关系为幌子的敲诈勒索行为依法入罪。对于存在共同财产基础、真实情感损失,或契合国民普遍认知补偿期待,即行为人主张经济补偿具备正当性基础、缺乏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即使行为人索财时使用威胁手段,原则上也不应认定为财产犯罪;若行为人的手段行为触犯其他罪名,则以相应罪名论处。反之,若行为人无前述事实支撑,索取财物明显超出合理范畴,且行为已突破社会容忍边界,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因此,婚恋纠纷型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应当通过综合考量双方关系基础、涉案财产属性及索财数额合理性,明确不同类型案件的审查重点,以平衡财产法益保护与婚恋关系中的合理诉求,为司法实践提供兼具规范性与可操作性的认定思路。
摘要:注意力在政治实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与传统注意力不同,数字注意力具有可计算性、流动性和去中心化等特性。伴随着数字空间的不断拓展,数字注意力政治应运而生。数字注意力政治是通过数字技术捕获、分配与转化人类注意力资源,以此重构权力结构、重塑政治合法性并影响公共议程的新型政治形态,体现了以数字注意力作为政治资源的公共权力在数字空间中的动态运作。学界研究的“微博政治”“抖音政治”等,虽然形态各异,但归根结底是数字注意力政治,都是数字注意力政治在不同平台生态中的外在呈现。算法架构作为技术基础,平台资本作为经济引擎,网民参与作为主体行为,共同推动数字注意力政治的生成与发展。政治行为体在信息海洋中竞逐稀缺的公众注意力,这种争夺受到平台分配逻辑的制约,而无论是争夺还是分配,其政治意义的实现,都取决于线上聚集的数字注意力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线下的政治权力与政策结果。为有效应对数字注意力政治给公共生活品质、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治理能力所带来的现实挑战,需建构数字注意力政治的规范体系,致力于修复被侵蚀的公共对话根基,矫正失衡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重塑政府的战略决策能力。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碳中和社会工作"这一新兴领域,以回应全球气候危机。国际视野下的相关实践可归纳为宏观的“政策实践”与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两大向度。中国碳中和社会工作在实践上已经形成“政策倡导-公众教育-社区实践”的链条式行动体系,然而其仍需坚持更为本土化的路径,即在党的社会工作框架下融入社区精细化治理、推进法治化监督赋权、强化政策-公众沟通的协调者角色,以及构建立足本土实践的知识体系,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专业力量。
摘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情感及其情感活动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自我修复与发展的旋涡之中。情感及其活动的逐渐异化,使得人们陷入一种形式上亲密而实质上陌生的“冷亲密”关系中。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情感的生成、情感关系的构建和情感的体验呈现出一定的操纵化、商品化与疏离化等特征。这种异化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增殖与消费主义的共谋、量化技术与算法规训的叠加以及社会转型与心理需求之间的错位。异化的情感及其活动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增殖的利器,欲破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冷亲密”困局,需将情感归还给人本身,澄清技术性伪装下的资本运作,进一步弥合当代人的心理错位。
摘要:AI不仅是经济和科学发展的前导,还决定世界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关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其核心目标是为美国“赢得AI竞赛”,确保本国在AI领域的主导地位,表明美国在AI领域总体规划思路逐渐成形,标志着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重大转向。《计划》折射出美国国家战略意图受到世界主要政治经济体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本文从区域国别视域出发,创建“主体一时空一要素”三维研究框架,分析《计划》的底层逻辑,精准把握特朗普2.0政府人工智能治理思路并研判其落地图景。与此同时,就我国AI发展而言,在当前AI治理缺乏国际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全面考察美国《计划》的底层逻辑、治理规范和现实困境,为我国完善以“发展”与“治理”为支点的AI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镜鉴,从而为我国建构引领全球的AI治理规范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摘要:深空经济作为支撑深空探测活动的新兴经济业态,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深空经济驱动尖端技术集群式突破,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模式创新与链条重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释放经济新动能;地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物质基础。然而,深空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主体要素协同不力抑制市场活力、资源要素支撑不足制约创新动能、环境要素保障薄弱影响发展效能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优化跨域融合的主体生态,激活深空经济市场内生动力;统筹布局高能级资源网络,构筑可持续的深空经济体系;完善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提升深空经济发展赋能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