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人语」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组织了部分研究华南抗战史的学者从新领域新视角来推进相关研究,并作为一组华南抗战史笔谈推出,以期反映关于华南抗战研究一些新的动态与进展。现结合这三篇文章谈谈我的一点浅见。 华南抗战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战场,是“全国三大敌后战场之一”。华南抗战不仅有效牵制了日伪军,支撑了全国抗战大局
【摘要】中共华南抗日武装与美英盟军开展国际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合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也离不开相应的地缘环境。双方既有宏观层面的战略配合,也有微观上的国际救援与情报合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中共华南抗日武装与美英盟军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有效牵制和打击了日军,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受县域党、政二元政治结构的影响,南雄的国共关系呈现出矛盾、复杂的面相。一方面,县党部通过与中共合作,吸收民众力量,借以对抗县政府;另一方面,县政府冀图消解中共力量,将其纳入管控中。县政府通过“抗先事件”等打击中共力量,并通过内部情报系统、新闻检查制度和“自新”运动,逐步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对此,中共坚持长期隐蔽政策,依托南雄县党政矛盾形成的权力空隙,拓展生存空间。考察南雄县国共互动张力,既有助于探讨国民党地方政权实施基层社会统制的运作成效,又可进一步考察中共在粵北地区发展策略的特殊面相。
【摘要】鉴于海南岛的重要战略地位,日军于1939年2月侵占了海南岛。中国朝野对海南岛的态度,可以从其被占前后舆论话语变化的脉络中得知:从呼吁政府加大对海南岛的开发与建设到将海南岛的沦陷视为争取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契机,再到抗战胜利后重新回到应重视海南岛战略地位并加强建设上。通过解读这一时期與论话语的前后变化,不仅能够从历史维度凸显海南岛的战略重要性,还可以深刻洞悉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的外交谋略。此外,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顾,可以清晰看到权力结构、国家利益与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舆论的话语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摘要】会理会议从1935年5月12日14时开始到13日中午结束,目前可证实至少18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严肃而有分寸地批评了有关人员的错误言行,决定毛泽东为三人指挥小组负责人,同时决定博古代理总政治部主任,重新任命凯丰担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会议还决定:停止攻打会理,扩充红军,组织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迅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开辟川陕甘根据地。会理会议的召开,加强了中央红军的团结,为粉碎张国焘分化中央红军的图谋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八路军根据地卫生资源匮乏、医学人才紧缺等问题,中共以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为旗帜,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机制,通过吸纳任用各类医学人才、建立系统化培育体系等举措加以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将政治教育贯穿始终,既营造了尊重知识与人才的氛围,为医学人才提供施展空间与物质保障,又筑牢其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形成了兼具专业能力与革命信念的医学人才群体。这一实践不仅有效激发了医学人才在疾病防控等方面的显著效能,保障了根据地军民健康,更为抗战胜利及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要】1949年至1960年期间,苏联对华核援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斯大林执政期间,基于中苏同盟关系,苏联同意对华提供核保护,却不愿分享核技术。赫鲁晓夫上台后,先是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向中国提供有保留的援助,后又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党内斗争加剧的情况下,突破了对华核援助应避开军事用途的限制,开始在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方面提供技术装备。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苏联延缓并终止了对华核援助。综观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政治需要、政治信任和政策分歧是导致苏联态度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沙进人退”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威胁居民生产生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改造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中共领导各族人民对沙漠进行了初步治理。从重视沙区调研,到主持规划设计,再到治沙方案细化,各级党组织层层落实对治沙工作的领导。在中共的号召动员下,干部、群众和科研工作者密切合作,投身治沙事业,逐步建立起治沙的管理队伍、协作机制和技术储备。这一时期的治沙举措不仅极大改善沙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增进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展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三北”防护林等生态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摘要】云南机器四厂是云南三线建设中重要的地方兵器工业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调整改造过程中,并未完全切断与老厂址附近农村的联系。云南机器四厂搬迁后,围绕旧址的开发利用以及新址的建设征地等问题,政府、社队、工厂皆从自身角度出发,各有主张,从而形成矛盾和纠纷。这些矛盾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既是集体化时期土地、山林、水利、污染等“旧”矛盾的延续和重现,又具有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环境所带来的调整改造、乡镇企业兴起等“新”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愈发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村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大政方针的调整、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以及工厂自身工作方式的转变等,工农关系呈现总体和谐的局面。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根据中央指示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推广普通话运动,将党政干部和学校教育作为工作的两大抓手。在起步阶段,全省推广普通话运动面临一些阻力,只能采取“边批评边妥协"的策略,但其发展进度仍基本符合预期。从1958年到1960年,推普工作进入“跃进”阶段,普通话迅速进入社会生活并建立起对方言的优势。然而,1961年以后,全省推普工作因政治风向转换而再次进入相对低潮阶段,此前被压抑的方言习惯开始重新冒出,推普工作又重新退回学校教学范畴。广东推普工作尽管潮起潮落,但始终坚持在学校教育中系统地、机制化地扎根,这为改革开放以后推广普通话再次兴起奠定了基础。
【摘要】改革开放史研究长期处于“低度发展”“弱势前进”的状态,特别是宏观史研究不发达,改革开放史的宏观叙事脉络尚未完整建构,因此有必要从“党史研究编辑学”的角度,直面一段时间以来改革开放史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努力重塑符合新的时代语境的改革开放史研究理念,特别是需要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宏观意识”,积极尝试以“地理大区”为载体的“中层叙事”书写,不断提升科学选题和规范写作的自觉意识,努力克服改革开放史研究所面临的若干困局,充分张扬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经世致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