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与精神根脉,为其提供深厚的历史渊源、不竭的内生动力与坚实的安全思维。在历史渊源层面,通过对民本思想、天人合一理念、和合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内涵;在内生动力层面,传统文化中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自强不息的勤劳品格与重视教育的社会传统,为现代化建设聚合磅礴力量、注入持久动能、提供人才支撑;在安全思维层面,古代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重视资源储备的深远考量与稳中求进的建设策略,为中国式现代化规避风险、行稳致远筑牢安全屏障。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维度的赋能作用,成为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轨道持续推进的关键支撑。
摘要:“石榴籽”文化符号以“多籽合一”特征和“团结凝聚”内核,成为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新疆地域文化生态与民族交融历史为其落地提供场域。在符号建构方面,通过内涵、载体地域化及认同群体化覆盖,夯实其地域根基,实现与新疆地域语境适配;在情感联结方面,依托日常场景、典型案例和文化活动,以“石榴籽”符号凝聚各民族情感,强化“中华民族一家亲”氛围;在叙事传播方面,构建多主体格局、创新多形式载体、丰富多维度内容,拓宽其影响力边界,实现内外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多民族地区借助共享文化符号强化共同体认同提供支撑与参照,以期丰富新时代民族工作文化赋能的路径研究。
摘要: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稳定发展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兵团屯垦戌边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于现代治理理念,实现了对历代屯垦制度的创造性转化,为新疆稳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兵团开发、建设、保卫新疆,解决了后勤供给困难,缓解了群众负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基础;兵团心系群众、团结为民,与新疆各民族团结一心,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共识和群众基础;兵团维稳戍边,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安全保障;兵团精神是兵团人的整体精神风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要发扬兵团精神,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通过“新疆—兵团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摘要: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厚重多样的民俗文化。数字技术通过活化文化资源、重构产业生态、创新消费体验和促进文旅产业价值提升,成为推动西安文旅融合发展与传播的关键力量。当前,数字赋能西安文旅融合发展与传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数字文旅基建布局滞后,数据共享不畅;在地文化IP开发浅层化,特色价值挖掘不到位;数字化传播体系不健全,全域传播效能有待提高;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缺失产业链生态体系布局;数字化体验场景同质化,互动服务适配性有限。解决这些问题,应合力构筑数字文旅基建高地,打造在地文化活化自主IP,构建全域数字化传播体系,强化政策支持与产业协同,创新用户体验与互动设计。
摘要:从表演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哈密维吾尔民间达斯坦作为表演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非遗保护实践。研究表明,达斯坦的传承高度依赖口头表演,其动态性和语境性构成其作为口头表演艺术的核心。对达斯坦进行活态保护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侧重物质记录而忽视表演语境和身体记忆的重要性;社区参与虽较为积极,但外来机构主导的保护措施常与社区需求脱节;“活态保护”与固化保护的矛盾突出,录音录像等手段忽视了表演的动态性和身体记忆传承。同时,遗产化的话语建构与身份表达、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演保护的冲突、文化权利的重构与协商对表演传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加强达斯坦的保护,应确立“表演实践”的核心地位,重视语境重构与表演生态的维系,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
摘要:南宁兵变前,中共广西党组织通过开展党建、统战及秘密兵运等工作,掌握了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并在俞作柏和李明瑞有意参加反蒋活动时,做好了将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转移至左右江地区的准备。俞、李反蒋失败后,南宁局势骤变,在这紧张时刻,俞、李接受了我党的建议,将队伍转移至左右江地区,这为发动兵变提供了可能。南宁兵变在壮大革命队伍、培养杰出人才、成为兵运典范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兵变的成功充分体现了我党在革命年代治党治军、自我革命的志气,抓住机会、顺势而为的能力,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魄力,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品质以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这些宝贵的经验启示对于当前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技术封建主义并不是传统封建主义的历史倒退,而是资本主义逻辑在技术中介的影响下异化重构的产物。它创造了技术标准化私人占有、模糊国家的公共权力和私人产权分界的方式,制造了覆盖多领域的统治形态。尽管其形态上有类似封建制的阶级划分和收取地租的性质,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数字延展,也就是说技术垄断并未改变雇佣劳动的基本形态,云地租”也只是全球剩余价值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由于过于抽象化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线性逻辑,技术封建主义理论掉入“历史类比”陷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跳出技术决定论,从数字生产冲突出发,推动数据公有化与算法民主化治理。
摘要: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与全媒体时代到来的双重背景下,医院高质量发展不仅依托医疗技术与硬件设备的硬核支撑,更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价值引领和思想保障。传统思政工作适配性不足,面临传播模式单一、内容吸引力薄弱、部门协同机制不畅等现实问题。立足医院发展全局,阐释构建融媒体思政模式的必要性,从传播理念革新、平台矩阵构建、内容精品创作、人才队伍建设四个维度提出实施路径,打造“一体多翼”融媒体中心,产出“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思政内容,培育“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复合型融媒体人才。实践表明,融媒体思政模式能够有效凝聚思想共识、激发队伍活力、优化内部管理、打造品牌文化,为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摘要:科威特外籍劳工治理体制的形成与演变深植于帝国统治遗产及其延续的制度脉络之中。传统经济时期已存在的季节性劳动力流动,为英国在保护体制下推行担保制度和行政管控提供了现实基础,构成海湾地区早期人口治理的制度起点。这一制度遗产塑造了科威特劳工治理的初始路径,并在科威特国家独立的过程中通过国籍法、劳动法等法律手段强化这一治理逻辑,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这一命题,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早期批判性思想的凝练。该论断并非单纯的现实描述,而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判断。通过立足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认为其“劳动”的概念仅将人视为创造财富的手段,遮蔽了劳动本应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在私有制与异化条件下,这种本真活动全面沦为维持生存的强制性劳动。马克思“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的命题,正是揭示异化劳动已超越物质生产领域,渗透并塑造了人类活动的总体面貌,从而使“全部活动”呈现出“劳动”的异变特征。因此“迄今”的历史,即是人类被自身异化劳动所统治的历史。
摘要:邵雍的观物思想从自然到人伦是一贯的。从《观物内篇》的文本可以得出,如果不能明道,则观物的认识就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也不具备政治实践的前提,所以邵雍是从普遍性的前提来证明政治实践的合法性。从宇宙论到圣王之道的转变,正是从“道”出发,所以观物才可以具有普遍性的贯彻特点。邵雍通过观的方法,以昊天为观的对象,获得圣人之四府;通过观春夏秋冬中物的生长收藏,认识到民的生长收藏,如此观物就贯通了自然领域和政治领域。
摘要:早期希腊哲学的兴起并非“理性取代迷信”的简单断裂,而是一场对神话传统进行“扬弃”的文化范式革命。哲学家继承了神话关于宇宙本原、世界秩序与命运必然性的核心问题域,却用“逻各斯”——即理性论证、公共对话与自然因果—重新加以阐释。在方法层面,论证取代叙事、论辩取代神谕、自然因果取代拟人化因果,形成了以理性为最高准则的公共文化空间。在精神层面,这一新范式唤醒了个体主体性,推进了政治伦理的理性化,确立了以可证伪、可沟通为特征的知识理想,并对神话进行了哲学化再诠释。哲学的诞生重塑了希腊文明的思想根基,也为西方理性传统奠定了持久的精神“基因”,同时保留了神话与理性之间持续的张力。
摘要:新就业形态催生了平台与从业者之间的“不完全劳动关系”,该用工关系介于标准劳动关系与民事劳务关系之间,兼具形式灵活性与实质控制性的双重特征。当前其权益保障面临“前端社保衔接不畅、中端集体权力失灵、末端司法裁判分化”的问题。为系统应对上述问题,需重构多层次治理体系,即在前端更新强制基础保障和市场化补充并行的社会保障网络,在中端保障从业者知情权和集体协商权,在末端明晰法律规则并强化裁判指引,从而引导新就业形态健康长远发展。
摘要:以某高校356名在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围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展开实证研究,系统探究大学生对该罪名的法律认知水平、高风险行为接触情况及风险防范能力。研究发现,大学生虽具备基础网络防骗意识,但对帮信罪的法律边界认知严重不足,超三分之一的学生完全不了解金融类网络犯罪风险,近四成学生曾接触出租账号、代收验证码等高风险行为却未察觉其违法性,存在显著的“认知一行为”偏差。高校法律教育缺失、学生自身存在侥幸心理、网络文化误导及监管技术滞后是导致认知偏差与涉罪风险的核心成因。基于此,建议从完善校园法律教育体系、建立行为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家校协同监管、开展新媒体精准引导及优化司法激励机制五个维度,构建多主体协同的综合治理体系,以期为增强大学生网络法律责任意识、防范帮信罪风险及完善高校网络犯罪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摘要:在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无人机作为军民两用科技成果,其出口面临复杂的法律风险。目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的无人机出口法律定性体系,以普通货物与技术的自由出口管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特定无人机及相关物项出口管制,以及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管理的体系层层递进。无人机出口企业需应对的法律风险在国内法层面有商品归类错误、违法使用许可证等行政责任,以及走私、非法经营等刑事责任。在国际层面主要面临美欧市场准入限制、供应链风险,以及美国“长臂管辖”下的经济制裁风险。因此,企业应加强内部合规体系建设,实施全流程风险管控,优化全球供应链合规布局等途径实现合规管理,以应对技术融合带来的合规复杂性挑战。
摘要:新《公司法》创设审计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向单层制转型的关键革新,其以董事会中心主义为理论根基,承接监事会核心职权并拓展协调功能,契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公司治理优化的现实需求。然而在实践中该制度面临如下问题:独立性保障不足,易受董事会掣肘;追责机制缺失,责任认定与免责事由未明确;履职规范模糊,职能落地缺乏具体指引。为此,需明确审计委员会“监督 + 协调”的双重定位,通过强化成员独立性与专业性、构建清晰的责任追究与免责机制、完善履职保障与权限配置,实现其与董事会的有效制衡,以推动公司内部监督体系提质增效,助力中国式公司治理现代化。
摘要:婚内强奸入罪是刑法领域的争议焦点,学界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三种观点,司法实践中存在裁判标准不统一、正常婚姻存续期间女性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基于实践可行性、人权保障、家庭稳定及国际立法趋势四个层面,婚内强奸入罪具有充分合理性,其核心是维护已婚女性不可让渡的性自主权。为此,建议将婚内强奸纳入强奸罪特殊情形规制,以离婚诉讼期、分居满两年等婚姻非正常状态为入罪前提,采用自诉案件程序,并配置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缓量刑幅度,实现法律规制与社会现实的平衡,以兼顾权益保护与家庭关系修复。
摘要:后工业化时代乡村衰败问题日益严重,亟须寻找令乡村重焕生机的方法。随着乡村再生实践的探索,遗产主导乡村再生成为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路径。采用案例分析法,将欧盟RURITAGE项目作为主要案例,首先厘清“再生”“振兴”“更新”等核心概念的差异,解析遗产主导乡村再生路径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该项目以知识再生为逻辑基础,通过六大遗产主导驱动路径的划分、乡村遗产枢纽和原型区—复原区知识网络构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复合型三层协同框架,将文化与自然遗产从静态的历史遗存重新定义为动态的实践过程,并验证了遗产作为再生驱动的可行性,实现了文化、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结合中国乡村振兴语境,提出从治理机制上强化社区主体性培育,从方法工具上推动数字技术与遗产活化融合,从政策视野上扩展遗产的社会功能并进行本土化适配,同时需直面治理体系差异、社群能力短板、遗产价值认知偏差等结构性挑战的策略。
摘要:蒋士钰流传下来的诸多文献中曾多次提到在他年轻时学写李商隐诗歌后又焚毁一事,然而却存有“17岁焚诗”与“19岁焚诗"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时间表述。从客观存在的诗集版本与内容看,蒋士钰现存诸本无一例外皆自其20岁诗作始录,针对20岁前的诗作空白现象,只有“17岁焚诗”相关文献记载其久病不愈这一诗诱因及其焚诗后两年转学杜甫、韩愈等人诗作的新情况;“19岁焚诗说”则无。“17岁焚诗说”的原因解释相对合理,时间衔接更具逻辑性。从文献的提出时间角度分析,“17岁焚诗说”的提出时间早于“19岁焚诗说”,更接近事件的发生时间。蒋士钰焚毁学李诗时间较大可能在其17岁时,关于19岁焚诗的记载可能是他误记。此类误记在同时代文人文献中并非孤例,蒋士钰的好友袁枚对两人的订交时间与地点也曾有互相矛盾的记载,可见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
摘要:以河北蔚县独树村三官庙壁画为研究对象,聚焦其独特配置的宗教内涵与社会动因。该庙正壁延续传统三官图式,绘制天、地、水三官及部众,其中鸡头神与兔头神经考辨为道教六丁神将,兼具日月修炼象征与“诛邪魔、兴云雨”职能,四值功曹则承担善恶考核文书传递,体现三官信仰“赐福赦罪解厄”的核心内涵。东西两壁罕见地摒弃三官出巡题材,转以《太上感应篇》故事画为主体,图像直接源自版画《太上感应篇图说》,内容选取强调“祸福自召”“善恶报应”等主题,与《三官经》“断恶修善”的宗教教化高度契合,以呼应民众消灾延寿的精神诉求。从社会变迁视角看,该壁画转型源于清中晚期蔚县地区善书教化风尚,嘉庆帝因邪教动乱强化基层教化的政策,促使壁画由神祇崇拜转向道德叙事,村庙遂成为官方“黜邪崇正”治理策略的视觉载体。
摘要:文学之所以能够打动人,缘于情也!情分为情感与感情,这两个概念不能混用也不能用一个替代另一个。情感是客观刺激下的心理反应,外化为人物的喜怒哀乐,等等;感情是心理距离的远近,越近越亲反之亦然。后者在外延上分为亲情、友情与爱情。其中友情是本质性的,亲情是血缘纽带下的友情;爱情是恋人、夫妻之间的友情,亲情、爱情是友情的延伸。感情的这“三情"在适宜的环境中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文中圈定的小说改编的10部影视剧,从流派到篇幅、产地、时间、所改编的影视类别,均有代表意义。这些实例在对情的携带与呈现中,揭示了情何以是文学之魂的缘由。
摘要:近代以来,日本学界对彭德怀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研究对象从涉中国共产党相关译著的传入,到有关彭德怀的专题学术探讨,论证角度多元拓展,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军事思想与实战经验、军队与国防现代化建设、彭德怀生平经历与历史评价等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论证视角较为单一、有的观点有失偏颇。
摘要: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匪患问题呈现出极为严峻的态势,严重影响中国抗日事业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采取了“剿抚并重、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治理策略。在军事斗争方面,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组建剿匪部队,针对不同性质的土匪势力采取差异化对策,对于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惯匪实施坚决打击,对于其他仍有爱国之心并愿意放弃抵抗的群体采取和平方式加以改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匪患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在根据地全面推行减租减息、改善民生等政策,保证农民生存,防止新匪产生。通过“标本结合”的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基本解决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外的匪患问题。
摘要:老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形象的孕育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老子从“道”的角度出发,认为君子生乎世间应遵道明常、以退为进、清静无为、谦下不争、贵身爱命。在当代,老子的君子观具有重要价值,在修身养性、人际交往以及社会治理时要“谦下不争”“贵身爱命”,提醒人们低调行事、勤俭戒奢;以“遵道明常”倡导诚信交往,弘扬公正之风;以“以退为进”“上善若水”引导人们温和待人,共建和谐社会。
摘要:曲阜孔府二门旁立有“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一方,其碑文记载两位衍圣公与明太祖朱元璋对话一事。然其碑不书立石、书手等信息,且上闋以时白话写就,颇具疑点。通过将该碑碑文与其他文献中记载相同事件文本进行对比,可以推测该碑或为孔希学所立,而其立碑目的,除彰显恩宠告诫子孙外,也包含着衍圣公家族对于易代之际,如何依靠朝廷保全家族的思考。同时,也可以借助碑文记载,重新审视“元遗民”这一独特群体,并由衍圣公这一身份窥见时代思潮风貌。
摘要:以程氏家族为切入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近代以来江南各地(上海、苏州、湖州、宁波等)间的往来互动。程氏在明代由皖入苏,在李秀成攻占苏州后将经营重心转到上海,并聘用大量浙江籍职业经理人,成为上海著名的钱庄家族之一。程氏家族的迁延更迭可以反映出江南内部区域,即沪、苏、浙、皖之间的密切关系,上海固然是近代江南的中心,但同样带动了江南各地域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正是在这种虹吸与扩散中,近代江南城市实现了由以中心地体系为主导向以网络体系为主导的转变。
摘要:从地缘上看,英格兰民族和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地域与亚欧大陆既相邻近,又有海洋相隔,这使得二者在民族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民族皆由亚欧大陆邻近地区不同族群多次移民融合形成。岛国政权与亚欧大陆相邻地区的战争形塑这两个民族的地理边界并促进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在邻近大陆文明影响下产生的封建集权君主制促进这两个民族的形成。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开始实施退伍士兵的安置工作,关于士兵安置地计划和培训逐渐开展。1917年,维多利亚州士兵安置地得以建立,大量退伍士兵前往定居,并参与当地的社区建设与农业开垦。尽管维多利亚州士兵安置地最后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并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但其构建一个适合士兵定居的社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士兵的战后心理问题,完成了安置的目的,并对“二战”后士兵安置地建立有积极影响。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时代正深刻重塑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的高低优劣关乎高校思政课能否实现内涵式发展,关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完成数字化转型,更是顺应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尽管教师们积极探索教学理念与模式的变革,但仍面临数字意识的工具性困境、技术至上的实践异化、数字能力的结构性矛盾以及高校数字思政机制与体系不够健全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亟须从数字意识培育、数字能力发展和数字生态构建的“三维协同”视角出发,系统探索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有效路径,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是高校辅导员的核心职责。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框架,从“结构—能动”辩证关系出发,阐释辅导员在思政教育中的主动性角色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表明,辅导员不仅是制度执行者,更是通过日常实践重构教育模式、塑造价值认同的能动主体。新时代背景下,应以“大思政课”理念为指导,依托社会课堂与实践教学,推动思政教育从“事务管理”向“价值育人”深层转型。结合多元辅导员协同机制,提出“双链四阶”育人路径,即通过理性认知链(记忆—分析—创造)与价值发展链(规则服从—伦理决策—责任担当)的“双链”协同,以及情境主题统整、任务议题驱动、价值引领深化、实践成果转化的“四阶”流程,旨在破解思政教育中常见的“知行脱节”问题。
摘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渗透、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多维度产业特征的现代旅游业,旅游类专业群人才培养面临结构性挑战。目前,旅游类专业群人才培养存在劳动者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劳动资料要素配置的创新性不足、资本与资源要素配置契合度不高的情况,导致专业群整体活力与供给能力不足。针对上述问题,基于生产要素配置理论,构建以要素耦合为内核的旅游类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包括专业结构与课程体系融合创新、校企协同机制深度共生、多场域贯通实践体系、质量监控与机制保障协同作用。该模式旨在实现高等教育领域劳动者能力、劳动资料更新与教育资本资源之间的高效匹配,以期提升旅游类专业群服务产业转型的整体能力。
摘要: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要求与方向。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而美育作为五育融合的重要内容,是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关键。美育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整体性教育”的必要手段,它将人视为完整的个体,以发展健全的人格教育消除专业分工所导致的片面性,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需求。
摘要:明治维新后,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经济潜力,上海成为近代日本人海外扩张的重要目的地。随着上海日侨人数的不断增加,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为此,上海的日本人学校逐渐建立,从初等教育起步,逐步发展到中等教育,并涵盖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建设过程中,这些学校严格遵循日本政府当时颁布的教育法令,且与日本国内教育一样,同样重视小学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形成了日本国内所不具备的特点——优先发展女子中等教育机构。随着日本政府加快对外侵略的步伐,上海的日本人学校逐渐被纳入战时体制,最终在日本战败后全部关闭。
摘要:在国家战略引领、地方政策扶持、技术驱动的大背景下,智能养老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西安市45岁以上银龄群体为研究对象,剖析智能养老产品需求,运用问卷数据进行Logisit回归,探索智能养老产品购买意愿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一是智能养老产品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健康监测和安全防护领域,生活辅助类的需求较为稳定,特殊的生活照护类和情感支持类产品的需求较低;二是智能养老产品购买意愿受到产品、营销和认知因素的影响,产品智能化程度、广告宣传和对智能产品的了解会显著影响银龄群体的购买意愿,而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技术接受度等会带来不同的异质性影响。
摘要: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以三部汉语外向型学习词典中空间介词“在”的词条文本为研究对象,从隐喻理论的视角出发,引入射体和界标图式分析,对“在”的义项切分颗粒度、典型配例的选取、已有配例的调整和隐喻板块设置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向型学习词典对介词义项的处理与学习者对从空间义到非空间义的认知过程不完全契合,且与当前汉语二语教学等级标准中提出的相关教学内容与教学顺序不一致。基于上述原因,
摘要:基于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对 Snopes和PolitiFact两大美国主流事实核查机构2020—2025年209篇涉华核查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揭示其在议程选择上的结构性偏向。首先,将涉华虚假信息分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东方主义话语”“中国发展新景观”“中国政治谣言”“中国民族问题”六大类别;其次,统计发现两家机构对“中国威胁论”类的核查占比分别高达53.5%.81.2% 和 39.3% ,对“中国崩溃论”“政治谣言”“民族问题”等类别的核查则寥寥无几,呈现“高关注度—低覆盖度”悖论。这种选择性偏向既受国际事实核查网络等机构依赖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政治经济驱动影响,也源于西方话语体系内在的后殖民“他者化”惯性和平台流量算法的共同作用。
杨鹏,男,1982年1月生,山东济南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兼任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毛泽东研究会理事。2011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教,2015—2016年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2018年应邀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杨鹏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