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深入生产方式内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自然异化的内涵特点和现实表现,剖析自然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指明方向。自然异化即自然的商品化、资本化、贫困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疏离。突出表现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资源耗费与再生失衡,以及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恶性循环。究其根源,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权力形成共谋、分工和财富分配体制固化成鸿沟、经济理性和可计算性法则秉持逐利本性、虚假需求和过度消费是重要诱因,导致自然异化一步步走向深渊。如何终结自然的异化,马克思告诉我们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临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变得日益复杂化、棘手化,需探索新型治理机制,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坚持广泛参与、协商决策、全程监督的价值理念,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领。研究依托W区信托物业制的创新实践进行案例分析,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理念如何从宏观叙事转化为引导基层治理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构建权威性主体、专业性主体与利益相关者协同的网络化主体结构,推动权力结构从单中心集聚转化为多中心发散,以及形成民主监督闭环的完整治理链条等方式,实现了对基层治理的深度赋能。这不仅为破解基层治理“价值共识难以达成”的困境提供了价值引导,深化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理论认知,也超越了西方民主理论过程导向的思维局限,凸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整合价值表达与治理棘手问题的独特优势。
摘要:数字化减负是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困境、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然而在数字化减负实践中,“数字悬浮”“效能内耗”等问题逐渐显现,减负效果不合预期。其潜在诱因之一,在于实施者在基层治理中对技术与数据的功能差异认知不足。案例分析表明,以“报表通”系统为代表的创新探索,本质上是依托数据要素构建起的数据增值动力系统。其运转机理体现在三个维度的协同演进:以数据价值型组织为核心,以数据存用型设施为载体,以数据集体性智能为引领。当数据与行政耦合催生的变体,形成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与涌现效应的协同动力时,超大城市所蕴含的数据价值便能有效释放,基层负担也有望在动态调适过程中自然消解。研究提出超大城市基层减负的数字化转型应从“技术赋能”转向“数据增值”,尝试为破解数字形式主义提供一个新的认知视角。
摘要:城市异质性同社区民情差异化相表映,突出表现在产权结构、社会属性和行动剧目等不同层面。对上海市四个社区的调研可知,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民情特质有别、具体建构路径各不相同,但都达到了有效的治理目标。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产权结构造成居民对治理规则和行动认知上的差异,继而影响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结果;社会关联和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同,直接影响合作治理的网络形态和联合行动;居民自身的行动剧目和能动性不同,影响社区治理的能力提升和路径选择。在中国治理场景下,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二者的良性互动必然是双向合作和相互促进。这些研究发现与结论对拓展基层治理和推动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参照价值。
摘要: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既体现国家战略的长期稳定性,又彰显应对环境变化的灵活性,是透视中国政策稳健性及其生成机制的重要窗口。研究基于“十一五”到“十四五”规划的分析,揭示了产业政策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高端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辨析了中国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调适性特征,概括了长期政策在运行中的“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政策稳健性得以实现的深层机制,这些机制确保了政策在不确定环境中保持核心稳定和灵敏调适,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政策稳健性既是理解“中国之治”的一把密钥,也是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摘要:共同生产推动着城市基层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成为社区居民与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合作的集中体现,在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既有研究侧重于供给端出发的基层公共服务碎片化应对方案,忽略了居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基于“有机团结”的论述,通过对A市X区邻里中心的案例分析表明,关系联结为共同生产在基层的实践落地提供路径支持。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碎片化困境,基层政府以动力激活、结构重构、行动激励等要素组合构建起以居民为核心、多元主体相互依赖的有机联结,进而提升服务实效。关系联结的有机团结状态,为理解基层情境下的共同生产理论提供支持,最终为提升服务整体效能提供有益思路。
摘要:数字平台是数字治理的重要技术支撑和创新实践载体。基于资源编排和价值共创,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法,以浙江省嘉兴市“微嘉园”数字平台为例,构建政府通过资源编排实现价值共创的综合性框架。研究发现:政府在公民端通过社会资本管理构建资源组合,建立新的政府一公民关系、激发利用公民社会资源,从而推动政府与公民群体间的互动;在政府端通过信息流动性管理捆绑资源以形成能力,推动数据的整合、识别、留痕和跨部门的交互利用;针对多元主体,政府通过跨领域资源管理来动员、协调和部署资源能力组合,促进资源的结构化重组。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在提升城市吸引力和优化劳动力配置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研究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考察了公共服务供给、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溢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对服务业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技能劳动力流入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公共服务工资溢价作用的主要影响渠道。从行业内部来看,传统服务业流动人口从公共服务提升中获得了更高的工资溢价,这与高低技能劳动力间的互补给传统服务业带来的劳动需求提升有关。但是随着就业密度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带来的供给冲击加剧了流入劳动力和在职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从而削弱了现代服务业流动人口获得的工资溢价。进一步分析发现,落户门槛较高的一线城市存在工资惩罚现象,高技能劳动力更愿意牺牲一定的工资来获取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研究为提升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缩小服务业内部工资差距以及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坚持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关键任务。从历史逻辑来看,党对干部队伍素质的要求随着中心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但忠诚、干净、担当始终是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共性品格要求;在理论内涵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诠释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内涵;在实践要旨上,坚持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统筹抓好育选管用工作,特别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管理监督和注重实践锻炼等,从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干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