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乡村治理中的新型要素,数字技术需要在实质意义上推动技术赋能,否则就可能出现目标替代的问题。基于A市“网格通"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乡村数字治理的不同环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标替代,包括推进环节的文本替代、建设环节的设备替代、运行环节的行为替代以及考核环节的指标替代。这种目标替代是科层组织工具理性取代目标理性的逻辑延伸。在生成机制方面,弥补技术鸿沟、降低行动成本、制造显性绩效、规避风险责任是乡村数字治理出现目标替代的重要原因。对于这种多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现实问题,需要从提升技术适配程度、优化技术环境和变革考核方式等多个方面入手,降低目标替代的程度,使乡村数字治理在最大程度上接近技术赋能的初始目标。
摘要:数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亟待突破“重技术输入、轻乡土适配"的外源式路径依赖,转向内外协同、“数实共生"的新内生式发展模式。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本土分析框架,对成都市大邑县数字农业建设展开案例研究,揭示了数字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动态过程与协同机制:在过程维度,核心行动者遵循“转译-网络”逻辑,识别治理、技术与社会问题,整合行政、经济与社会利益,借助政策、市场与面子动员,推动异质行动者形成稳定网络,实现数字技术对乡土社会的有效嵌入;在机制维度,内生动力(合作社、新乡贤、村民)与外源动力(政策、资本、技术)形成联合驱动,实现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的互构共生。基于此,数字农业的新内生式发展是多方互动协同的结果,可以为数字农业扎根乡土提供借鉴。
摘要:“大国小农”的农业数字化转型可以被认为是从小农经验到精准数字的范式转型,厘清经验与精准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理解和促进数字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围绕“经验”和“精准”这两个概念,从行动者、转译和网络三个维度分析农业数字化转型中“精准”的不确定性以及小农的“经验”补偿策略。研究发现,精准导向的农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数字行动者不确定性、数字农业转译偏差以及数字农业网络非对称等不确定性问题,而具备灵活性、内生性以及平衡性特征的小农经验则有利于补偿“精准”的不确定性。通过培养具有农业经验的小农作为重要行动者、小农与数字协同转译以及协调异质性行动者目标等策略,将小农经验充分融入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克服精准数字农业的不确定性,发挥小农经验的潜在优势,避免可能存在的“数定胜人"认知,促进“大国小农”的农业可持续数字化转型。
摘要: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面临资源约束、生态压力与效率瓶颈的多重挑战下,运用数字技术重构乡村发展范式成为破解农业转型困境的关键路径。以人工智能大模型DepSeek为研究对象,系统阐释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理论层面,DeepSeek通过数据要素内生化与技术渗透,重构农业生产函数:在数字生产维度,突破“经验驱动"局限,实现要素效率边界扩展、产业链网络化协同与生产要素数字化重组;在数字生活维度,通过场景重构降低公共服务边际成本,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服务非均衡困境;在数字生态维度,以技术算法优化资源利用闭环,推动生态外部性内部化与循环经济价值实现;在数字治理维度,以数据融通消解信息孤岛,重塑治理主体协同机制与决策科学化路径。实践层面,构建“基建夯实-创新协同-治理优化-人才培育-安全护航”的系统框架,提出基建夯实数字底座、创新引领持续发展、智能治理提升服务、数字人才培养引路、数据安全筑牢屏障等实践路径,并有针对性地破解基础设施薄弱、产业转型受阻、数据壁垒明显、人才生态断层、技术合规风险等现实约束。
摘要:推进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其前沿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数智时代”,而如何将DeepSeek 的技术优势嵌入于农业生产实践,无疑是推进我国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其赋能价值而言,DeepSeek的嵌入有助于夯实粮食根基,筑牢安全防线;激发内生活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重构产业生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创新发展范式,驱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就其赋能机理而论,DeepSeek可从四个方面赋能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数据算法分析助力农业决策科学化;二是利用技术赋能实现智能化转型与生产效率升级;三是通过场景深耕推动农业范式革新与供应链优化;四是依靠生态共建促进开放协同创新与产业样态重塑。从其赋能路径来看,DeepSeek 赋能我国智慧农业,应聚焦技术创新,增强农业发展核心驱动力;推进数实深度融合,打造智能绿色发展模式;培育“AI十农业"人才,夯实人力资本基础;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提升智慧农业价值能效。
摘要:在流动性视角下,乡村和城市之间形成了共同体与社会、中心与边缘以及时空压缩、时空通胀与时空超越的张力。在时间轴线上,乡村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流动中表现出辩证的特征,在现代性与回归意识之间存在着式微与生机并存的现象。在空间轴线上,乡村在黑暗与光明、居与游的意象之间转圜。乡村在时空上的特性使得其天然地与文化和旅游紧密联系。通过多模态话语分析和访谈法研究发现,基于旅游者的需求和偏好,乡村文化和旅游的实践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倦怠者的治愈之旅、数字游民的观光之旅和小众玩家的创意之旅。它们分别对应三种形式,即乡村“漫步”、乡村“游牧”和乡村“漂移”。旅游者以“漫步”型旅游对抗都市生活的竞速与倦怠,提供疗愈和慢节奏的桃源生活;以“游牧"型旅游脱离了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时空限制,将时空自主权重新交回旅游者的手中;以“漂移”型旅游打破中心化的时空架构,自发生成创意参与社区活动。
摘要: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因承载着丰富地方特色和文化信息并服务于旅游活动而成为旅游景区构建的核心要素。对乡村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进行科学规划和优化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语言景观理论为指导,在理清当前国内外旅游语言景观相关研究基础上,从语言标牌上语码选择和使用、体裁类型、交际功能以及象征意义等方面深入分析袁家村语言景观实践。研究发现:袁家村语言景观的设计和规划相对完善,语言标牌上大部分语码的选择、排列符合国家标准的书写模式;语言标牌的体裁多样,较好地发挥了约束、指示、认知、服务和宣传的交际功能;语言标牌载体的多样性、内容和文字的艺术性体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本真性气质、异域情调,是其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具象化的表现。
摘要:生态旅游作为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源资本化、主体协同与制度调适的耦合机制,推动生态与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转化。基于生态旅游的“自然基础、可持续性、学习性与道德性”标准,构建“资源-主体-制度”三维分析框架,闸释生态旅游与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耦合。研究揭示了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的生态旅游实现机制:以自然、文化资源资本化实现价值显性化,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价值流转,借助社区参与实现价值增值,并依托制度创新保障价值实现的可持续性。
摘要: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承载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中国农民精神富有必然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外在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具象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质朴化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在地化践行,以及社会主义道德人格的侧重化完善等多重向度。实践中,中国农民精神富有的进一步实现不仅需要农民自身的自觉建构,还需要以经济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以文化涵养巩固精神内核,以制度保障强化外部支撑,以教育引领助力精神世界塑造。
摘要:婚姻是组建家庭的基础,不仅仅是私人问题、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据课题组对山东、河南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调研,以传统种养业为主的普通农业村庄普遍存在着男青年结婚难、结婚贵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感情和家庭纠葛等社会问题。传统乡土文明和伦理道德滑坡,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而影响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破解此问题应当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与基础建设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加强正确婚恋观、家庭观、伦理观教育,重塑乡村文明;畅通劳动力国际输出渠道与市民下乡渠道,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摘要:农村母亲进城陪读是当前农村家庭教育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有关,也深受社会分化背景下的教育竞争机制影响,体现了农民家庭积极改变教育资源的弱势地位、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首先,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基本途径。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农民家庭为实现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持续增加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农村社会中形成了激烈的教育竞争机制。农民家庭先后将子女送入优势教育资源更加集中的城市学校读书,并积极模仿城市中产阶层的母职实践,从而在村庄社会中形成了进城陪读的潮流。其次,教育竞争深刻形塑了农民家庭的发展期望,子女的教育资源获得成为农民家庭发展的中心任务,家庭劳动力和家庭资源的配置主要围绕子代的教育资源获得展开。虽然母亲陪读并不利于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但是相较于隔代陪读,母亲陪读更有助于子代的日常生活照料和学习活动管理,体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新的发展期望,以及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家庭整体性发展的逻辑。
摘要:基于中西部15个省(自治区)2872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综合运用OLS法和工具变量法等,检验小额贴息贷款对低收入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从政策组合视角考察信贷帮扶政策精准性,并检验小额贴息贷款通过增加生产经营投入缓解自然灾害风险的效果。通过与商业贷款的比较,进一步探究小额贴息贷款促进农户发展生产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额贴息贷款对农户种植规模和生产经营投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小额贴息贷款与其他产业帮扶政策的组合并不一定产生协同效应;小额贴息贷款有助于通过增加生产经营投入缓解农户受到自然灾害的风险;小额贴息贷款促进农户增加生产经营投入的效果弱于商业贷款。基于此,在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阶段,仍有必要对低收入农户开展常态化信贷帮扶,但需要通过完善政策设计和优化帮扶政策组合,增强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提升信贷帮扶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摘要:基于我国劳动力回流的现状以及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实际,构建二元Logit模型,利用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金融资产规模、养老金融资产占比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回流;养老金融资产持有能够显著抑制农村劳动力回流。此外,机制分析表明养老金融资产配置有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风险偏好、社会互动,从而增加农村劳动力回流,其中养老金融资产持有有助于降低风险偏好、社会互动,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回流;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存在个体、家庭、区域异质性。
摘要:为全面理解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选择,弥补从集体维度理解其生产行为决策的不足,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实践场景,构建了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社会认同分析框架。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如何受到“集体因素”影响做了本土化分析。研究确定了三个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社会认同变量:内群体绿色农业生产者身份认同、内群体绿色农业生产目标与规范以及绿色农业生产集体效能感。农户对内群体绿色农业生产者身份的认同度与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具有较强关联,其首要因素是以农业生产紧密联结为特征的农业生产身份中心性。内群体绿色农业生产目标的突出性以及内群体绿色农业生产规范的一致性有利于增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另外农户对内群体绿色生产能力的信心强弱与他们的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相关。
摘要:提升畜产品质量协同控制水平是保障食品安全、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肉牛产业为例,以协同学为支撑,采用熵权-复合协同度模型与障碍度模型,从系统与维度两个层面系统评估肉牛养殖与屠宰加工环节的质量协同控制水平,并识别关键障碍因子。研究发现,从系统层面看,养殖与屠宰加工子系统的整体协同度为0.6111,处于比较协同状态;但两子系统有序度差异显著,分别为0.4109与0.9089,养殖子系统有序度偏低,拉低了整体协同水平。从维度层面看,环境维护、投入品来源、检验防疫、动物福利、档案管理五个维度的协同度均大于0.6,处于比较协同或高度协同状态;而设施配置维度协同度仅为0.4280,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是维度层面协同推进的薄弱环节。障碍因子诊断结果进一步显示,设施配置是制约养殖与屠宰加工子系统协同发展的共同主要障碍因子;此外,投入品来源也是养殖子系统有序运行的主要障碍因子,检验防疫则是导致屠宰加工子系统稳定性较差的次要障碍因子。因此,应靶向补齐养殖端设施短板、依托屠宰端整合投入品供应链、搭建“标准共享 + 技术赋能”平台,推动畜牧业全产业链质量协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