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也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基于新疆伊犁齐村多民族村落的调查,呈现齐村锡伯族、维吾尔族、汉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现过程和现实样态。齐村依托多民族邻近而居的空间格局和多元共生的生活场域,形成了多层次互动体系:日常邻里互助构建情感联结;节日共庆推动文化共享和认同升华;工作场域技能互学和协作打破民族边界;语言互通、经济互补和旅游赋能夯实民族交流基础。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在饮食、取名、服饰等民俗层面交流互鉴,情感与心理交融日益深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格局。边疆多民族村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积淀、政策引导、经济驱动和文化互鉴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关键在于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互动消解群体隔阂,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齐村实践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案例参考。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交汇点上,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勃兴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崭新的理论透镜与实践动能。有必要从生产力三要素的跃迁出发,系统阐释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赋能机制。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具象化形态,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系统性逻辑的“要素组合”、主体性逻辑的“认同生成”客体性逻辑的“记忆重构”与工具性逻辑的“传播革新”,形成“劳动者一劳动对象一劳动资料”协同演进的格局,从而共同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为巩固并拓展这一驱动效应,未来应着力培育“技术—价值”复合型文化劳动者,搭建虚实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载体,重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范式,最终形成“主体培育—客体拓展—工具革新”三维联动机制,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行路径。
[摘要]数字化、智能化是加强和改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高度契合和丰富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的理论、技术与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深刻改变了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和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各族人民学习教育的行为、模式和方法,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提供了新实践、新桥梁、新契机、新载体和新战略。“为何赋能”“何以赋能”“怎样赋能”是正确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的三个基本问题,生发逻辑、交互图式和集成路径是其阐释和解决的三个关键点。加快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迫切需要加快普及各族人民平等获取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加快建立各族人民共建共享的教育教学支持体系,加快建设面向各族人民开放式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加快形成数智化媒介、平台和技术支撑的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终身教育体系。
[摘要]播州杨氏在宋代由西南边缘土官逐步转变为王朝倚重的地方藩屏,其身份转型并非线性“汉化”的结果,而是在宋代边疆治理的制度语境中,由政治进阶、祖源叙事与华夏认同相互塑造的历史过程。杨氏政治地位的提升并未自动带来文化承认,反而持续暴露其出身与历史合法性的制度性不稳定,由此迫使其不断重构祖源叙事,以回应王朝对名分、来历与世守正当性的审视。南宋以来,杨氏围绕不同政治情境,先后建构以五代官僚、唐末奉旨徙边始祖及“杨家将”英雄谱系为核心的祖源叙事,逐步完成从去夷化、贵族化到融入华夏核心英雄叙事体系的转变。祖源叙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服务于现实政治诉求,而且在反复书写与制度化承认中被内化为家族的身份认同结构。播州杨氏的个案表明,华夏认同并非边缘群体被动接受的文化结果,而是一种在制度压力与能动选择之间,通过祖源书写持续生成的政治一文化认同形态与历史过程。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自身具备的独特价值属性和实践属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针对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及“以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两个关键问题,从价值引领与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系统探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三大特征属性具有价值引领功能,从主体、物质、动力等方面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制度维度分别促成各民族共同参与治理、共同繁荣发展、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功能与制度实践功能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支撑。当前,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相关探讨可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摘要]我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共同性不断增多而差异性依然存在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共同性增多是中华民族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具有主导性,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又是其良序发展的前提和根本。各民族的差异性具有从属性、相对性和变迁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和要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了百世不竭的动力。在通常意义上,差异性使得多民族国家的族群在情感认同上形成一种基于文化相似性的认同本能。但是,中华文化“四海一家,一体之仁”的理念,却推动我国各民族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怀看待彼此的差异,并形成“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社会交往法则。“同则相亲”使得各民族面对彼此的共同性生出亲近亲厚之感,“异则相敬”则推动各民族相互礼敬、包容彼此的差异性。各民族共同性的增强和差异性的包容,最终促成彼此同异交得、相得益彰,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
[摘要]二十世纪以中国彝族语言、文字及文献为核心展开的知识生产,其百年学术历程构成了一部超越单一学科、深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的“构建型”实践史。1900-2000年间,彝语文研究在研究范畴、学术范式与问题视野上实现了三重深刻转型:范畴上,从语言本体扩展至文字规范与文献整理,形成“语言-文字-文献”综合知识体系;范式上,实现了从经验性“他者描摹”向科学化“主体构建”的根本转向,并融合历史比较与多学科方法;视野上,则从纯粹的学术探究,拓展至与国家民族政策、文化建设和身份认同的深度互动。与之相应,研究主体完成了从“外来主导”到“本土崛起”,最终走向多民族学者“多元共建”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共同体”。这一历程通过科学实证、体系构建与经典再造,从知识、制度与认同三重维度,扎实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与升华,为理解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基于学术史的关键阐释。
近40年,我们以人类学为出发点的跨学科实验,从论文撰写、诗歌、电影、绘画、表演到戏剧等等,从一个个学科的并置状态达到跨学科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关联的状态,其结果是弥补了实证性论文的认识论缺失,并以“不浪费的人类学”为理论出发点,将人类认识论从有缺陷的论文系统(明述知识)引申到不可言说的意会认识论部分(含文字的诗学部分,以及非文字表征的其他手段,如电影、绘画等)。 其实我们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的思想不
[摘要]以庄孔韶带领的绘画人类学团队为例,系统探讨绘画人类学跨学科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绘画人类学将绘画作为研究对象,既涵盖以人类学视角对绘画群体、风格、技艺等整体性的研究,亦强调通过绘画形式呈现田野经验与跨文化视角,以实现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表达创新。团队以“不浪费的人类学”为理论基石,倡导突破文字民族志局限,构建绘画与文本互补的文化表达体系。在跨学科实践层面上,团队通过理论研究、绘画创作与跨学科策展等方式协同推进,形成了以“文化隐喻”为核心的人类学绘画系列作品,并借助“田野工作坊”等合作机制,促进人类学家与画家在田野调查、创作与展示中的深度互动。研究结果表明,该团队的实践在跨学科理论光谱上具有工具性拓展与认识论重构的双重意义,既丰富了人类学的表达维度,也为艺术创作注入了文化厚度。其多年的实验性探索为反思传统学科界限、深化学科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的文化表述体系提供了重要路径与坚韧基础。
[摘要]17世纪的荷兰,肺结核的流行不仅引发公共卫生危机,更塑造出特定的疾病隐喻与社会情感。画家伦勃朗晚年杰作《浪子回头》便诞生于这一背景,作品突破单纯的宗教图解,成为探析疾病、艺术与疗愈关系的经典个案。借助绘画人类学、医学史与图像学的视角可发现,画家将个体的疾病体验转化为视觉表达,也让艺术在时代危机中承载起情感疗愈的功能。《浪子回头》以“疾病隐喻”构建起完整的视觉语言,将结核病带来的身体衰败、社会污名,以及人们对接纳的渴望融入画面,这些图像特征既是个人苦难的投射,也折射出时代对疾病的认知局限与道德评判。从绘画人类学视角解析,伦勃朗将疾病的身体感受转化为画面的形式语言,暖色调的运用、十字形的构图布局,以及光影的戏剧性聚焦,皆成为情感与隐喻的载体,使个人的苦难感受升华为关于宽恕、归家与生命救赎的普世寓言。这幅作品成为一种文化疗愈实践,在公共健康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为个体与观者提供了反思疾病污名、寻求精神慰藉的情感空间,也体现出艺术在危机情境中建构集体意义、修复社会联结的深层功能。
[摘要]随着绘画人类学受到学界关注,对人类学绘画创作的实践方式及其有效性的讨论与研究也随之兴起。跨学科的“画文化”实验行动不仅开辟了艺术创作的新路径,更体现出以中国古典文论思想改造明述知识框架的学术价值。“风水与敬神”作为中国农耕文明中趋利避害的核心文化主题,其蕴含的意会知识与隐喻象征,难以通过常规绘画或文本表述充分呈现。通过实证田野调查、跨学科团队协作、文本与视觉表征互证的多元方法,开展本土文化深描,将风水与敬神文化中不可言说的隐喻转化为绘画艺术的视觉审美表达。绘画人类学能够突破文本民族志的局限,实现写文化、画文化、拍文化等多元方法的互补互证,既达成了审美意识与文化重塑的再生意义,也构建了跨学科、整体性文化研究的学科价值,为传统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可视化、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路径。
[摘要]疼痛是最隐秘的苦楚,因为我们赖以表达身体经验的语言在面对疼痛时常常失效,所谓“难言之隐”,疏离与孤寂由此成为许多疼痛患者的日常。然而,或许正因为语言的苍白,反而催生了疼痛的其他表达方式,其中就包括将疼痛视觉化的尝试。从医学人类学视角出发,以古今中外经典的疼痛主题绘画为“文本”,探寻疼痛者寻求表达和分享的努力,重思关于“他人的痛苦”这一古老命题,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藉由绘画,人们既见证他人的疼痛,也表达自己的疼痛体验,还与医生、病友等分享疼痛,表明疼痛在“全然的内向性”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相反的面向,即“外向性”。在通过疼痛绘画寻求表达、沟通、理解和共情的过程中,疼痛也可以成为疼痛者与周围的人、与世界发生关联的纽带,人际关系、与机构和制度安排的关系由此建构,而网络技术的应用则为疼痛绘画提供了在线展示的平台,大大拓展了疼痛分享的范围,也是人类同情的范围。
[摘要]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以南岭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通过地理信息技术与民族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可以揭示“山地-河谷-平坝”生态梯度下非遗分布特征及其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耦合关系。非遗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垂直分异特征,即高海拔山地非遗多与游耕、畜牧生计关联,体现了流动性知识系统;中低海拔河谷非遗依托稻作共生体系,凸显水文协同智慧;低海拔平坝非遗则整合了多元文化要素,反映了文化涵化、聚合效应。走廊内部的生计驱动型文化网络,以生态梯度为基盘、以政策与资源为双重引擎的文化互动机制,进一步揭示了“水-坝”过渡地带作为文化互动热区的特征。这为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动因提供了独特案例。在认识论层面,提出的“环境-生计-文化”协同演化框架,是对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从“走廊”区域整体性视角出发、观察各民族“又分又合”关系的学术思想的呼应。该框架也从文化生态学路径出发,为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摘要]侗款作为侗族传统社会的核心自治制度,对维系侗族社会秩序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自唐宋时期始,随着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逐步建立行政建置,侗款组织与封建王朝势力的接触不断加深,双方在矛盾冲突与合作共贏的“竞”“合”互动中逐渐走向交融。纵观历史,从唐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款组织与王朝势力的互动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关系格局的起势与形成、互动的加深与演变,以及旧有组织的最终消解与转型。系统考察二者交融的历史过程,能够深入揭示“竞”“合”交替的共生状态背后所反映的汉族与侗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族际互动轨迹。汉侗族际互动的深层动力主要体现在生存环境的互嵌共生、国家治理的政策牵引、经济往来中的互惠互利,以及文化层面的交流认同。侗款与封建王朝势力之间“竞合共生”的历史轨迹,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摘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旨在于增进共同性与强化群际纽带。因此,有必要从民族文化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化、地方性呈现中提取强化共同体特质、发挥纽带性作用的特定载体,民族饮食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在基本需求、口味偏好、基本结构与营养观念等方面,各民族饮食文化具有共通性,同时,饮食作为表达不同民族文化底蕴与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远潜力。首先,民族饮食文化的广延流动与在地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了各民族间的空间互嵌程度,进一步催化了各族群众的经济交往与社会互动;其次,民族饮食文化能够通过多重感官的唤起,引发品尝者个体与民族文化之间精神层面的交流互动与理解包容;最后,民族饮食文化的形成历史与现实特征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交往交流并逐步走向交融的历史依据。基于此,进一步挖掘民族饮食文化底蕴与传播价值,有助于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其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进作用。
[摘要]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80年代,中国在复杂国际局势下,以备战为核心、兼顾区域均衡发展的重大工业迁移与布局调整战略。四川省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凭借地理与资源优势成为战略后方,中央在此投入大量资金,在凉山、阿坝、甘孜等民族地区部署了以水电、煤炭、输变电工程为核心的能源项目,形成“以建促能”的发展范式。这一战略通过国家投资与地方协同的模式,推动四川民族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起多层次能源供给与传输体系,有效缓解了当时的能源短缺问题。同时,通过设施安全防护设计、制度化巡检及人才培育等举措,构建起覆盖设施维护与应急处置的全链条体系,保障了能源供应稳定。此外,三线建设者带来的节能经验与三线精神深度融合,促进节能意识在民族地区普及,推动能源利用方式转型,形成兼具工业文明与乡土特色的能源文化。三线建设不仅奠定了民族地区能源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础,更推动了区域经济均衡、民族交融与社会稳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